生物技术潜在风险的预防（2）
潜在风险
1 实验室泄露风险
人、动植物的病原体以及带有生命活力的人工分离、修饰或合成的基因发生实验室泄漏，可能会对公众健康、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安全威胁。
2003—2009年，美国P3实验室发生395起事故，
2014年美国疾控中心发生炭疽泄露事件(郑涛，2014),
2019年8月，由于安全隐患美国疾控中心关闭德里特里克堡生物安全实验室(Cohen,2019),
2004年我国也发生SARS实验室感染事件(郑涛，2014)。
转基因实验室在管理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及安全隐患(姜爱良等，2017)，具有试验材料意外泄露的风险。
2 生物技术谬用风险
基因序列信息、基因操作技术等为针对公众健康、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生物恐怖与犯罪、生物武器研发提供了施工图和技术工具。
美国情报界提出将基因编辑技术列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清单(朱姝等，2019)。
病原体功能获得性研究更是增加了基因武器的破坏力，如对病毒进行遗传改造，以提高致病性、稳定性、传播性，改变宿主范围、趋向性、人群敏感性、生境敏感性，或使病原体抵抗现有的预防、诊断或治疗措施等。
生物技术正向着低成本、便利化、智能化和精准化的方向发展，对设施设备和技术操作的要求日益简单，基因操作技术被谬用的风险必将日益增加。
3 公共卫生与健康风险
随着针对特定的人种、物种和生境的生物武器研发在技术上逐渐成为可能，以及技术门槛降低导致的生物武器“作坊”日益增多，与新发突发传染病频发的局面错综交织，使公共卫生安全形势愈发复杂严峻。此外，
由抗生素滥用、基因标记和人为制造耐药菌等导致的多重抗生素抗药性造成全球性健康威胁，应对微生物耐药已经纳入国家生物安全范畴(新华网，2019);
基因改造的肠道噬菌体，由于噬菌体能够在细菌间传递基因，外源基因有可能整合进入人体肠道微生物，改变称之为“人体第二基因组”的肠道菌群;
基因治疗，如采用RNA干扰使基因沉默、原位修复缺陷基因，以及植入正常的或具有治疗功能的生物元器件、基因回路等，由于科学认知的局限，相关基因操作存在脱靶风险，基因表达还不能完全可控。
4 农业生产风险
涉及基因操作的农畜作物种养殖、农业投入品和农业细胞工厂，可能导致农业生境的基因漂移或基因污染风险。食用农产品还可能产生食品安全风险，如食品营养品质改变、产生潜在过敏原和未知成分、改变人体肠道菌群等(贾士荣，2018;农业部办公厅，2017)。
此外，生物恐怖袭击目标可能是主粮作物和主要畜禽，技术谬用风险在农业生产中同样需要关注。如，法、德科学家认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开展的提高农作物灾害抵抗力的“昆虫盟友”计划是变相研究生物武器(Reeves et al.,2018)。
5 生态环境风险
抵御逆境胁迫的抗逆基因(如抗干旱、抗盐碱、抗辐射或抗除草剂等)、抗生素抗性基因和污染物降解基因等活体基因在生态环境中的传播扩散，有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发生基因污染，如产生恶性杂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降低生物多样性、改变生态系统的微生物结构和群落、环境介质中具有抗生素抗性基因的细菌不断增加等，污染物降解基因还可能造成其他非目标有用物质的破坏。
但对于污染物降解基因，主动促进降解基因在微生物种群之间的迁移传播，对促使微生物种群适应污染环境并提高污染物降解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李慧等，2011)。如何充分发挥其降解作用的同时尽可能规避生态风险，很值得探讨。
6 伦理风险
科技研发活动要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权益与尊严、尊重公序良俗、善待实验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为出发点和归宿。
但主观上严重违背伦理原则的情形时有发生，同时由于生物技术及其影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时，也很难处理好各相关方关系并作出符合伦理要求的决策。
如基因编辑、合成生物技术，作为新兴、前沿、交叉、颠覆性技术，对人类和自然界的潜在风险还未完全把握，获益与风险难以平衡;
基因测序、基因治疗有可能损害人类尊严、违背平等和公平;
基因操作在工农业生产、生态环保中的应用，有可能破坏自然遗传进化规律，导致某些物种减少甚至灭绝，产生的新的污染物可能突破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